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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专家与管理者事实上并不愿意透露“零号病

02-18 财经

  2月15日,大众视线被引向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燕玲。网络传言,她“因意外接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殉职”,并被怀疑是“消失的零号病人”。

  传言不断发酵,“零号病人”相关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一天后,病毒所发布官方声明,称“网络流传不实信息”,黄燕玲2015年毕业后“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大众的关切不难理解。一直以来,“零号病人”被认为是传染病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零号病人”的细致调查,能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措施采用、预警机制建立提供大量宝贵信息。

  但从过往经验来看,在寻找“零号病人”过程中,似乎总是充满了真真假假,也少不了“弯路”和“错路”。

  如今,“零号病人”被普遍用来指代传染病首例罹患并散播病毒的病人。但追根溯源,这个称呼的诞生却源自一场误会。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社会学家威廉路达罗(William Darrow)开启一项新的课题。当时,美国男同性恋群体中开始流行一种本来十分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争相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自然也引起了达罗的注意。

  在了解多位男性患者的性关系史后,他迅速将研究目标锁定加拿大航空法籍空少盖尔坦路杜加(Gatan Dugas)。事实证明,杜加可能是疾病的重要传播者他列出的72位曾发生性关系的人,以及这些人的性伴侣,均出现相似病症。

  达罗对病例进行标记时,用“加州外”(Outside of Califonia)首字母“O”代表杜加。但原本的“O”被误认为“0”,在媒体报道中,杜加成了传染病史上的首位“零号病人”。新的代号被赋予新的含义,许多人开始怀疑,杜加就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第一人。“零号病人”的用法,也由此被固定下来。

  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迈克尔路沃罗比等人在1978年和1979年间采集的8例血样中,获得完整的HIV病毒基因序列。据其研究发现,HIV病毒进入美国的确切时间为1970年或1971年。换句话说,在艾滋病被正式发现前,HIV病毒就已经在大量传播。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病毒学专家Jacobs指出,尽管人们总希望了解事情的全貌,将某个人定义为传染病的源头,但至少在传染病历史中,并不存在完整、纯粹的故事。

  对于传染病学家来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确认某人做了这件事,或者某人开启了传染病。

  有学者指出,能在第一时间找到“零号病人”,能够为传染病及时防控提供宝贵时间。但多数情况下,“零号病人”都是第二代病例发病并呈现聚集性表现后,通过追溯调查发现的。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病毒学家通过基因比对,最终确定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是一名几内亚2岁男童。根据研究,多位病患血样中的病毒基因显示出极大相似性。而调研发现,该男童最早显示出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家Lipkin认为,能够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寻找到“零号病人”的情况极少出现,因为溯源需要非常及时的研究。事后再对病毒传播链进行重建,很容易被误导,从而难以定位真正的初始病例。

  1月20日,新加坡君悦酒店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会后,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与英国的多名参会者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关“零号病人”的调查随即展开,但直到2月15日,仍未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确诊患者曾接触过的中国人依次被排除在外,调查逐渐走向死胡同。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承认,尽管新加坡当局将继续追查此次事件的“零号病人”,但其一种结果是,“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

  有专家发出提醒,要警惕“超级隐匿者”(Super-Shedding)的存在。

  历史上最有名的“超级隐匿者”,莫过于被称为“伤寒玛丽”的玛丽路梅伦。由于私人厨师的身份,她一生中曾先后将伤寒沙氏门菌传染给53人(注:另有47人等说法),但她本人却一直没有染病。最终,在警察协助下,她才愿意接受医院检查,并最终被证实为病毒传播源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则调查显示,不少专家与管理者事实上并不愿意透露“零号病人”的存在。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兽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Thomas Friedlich认为,尽管定位“零号病人”在研究和溯源传染病、确定防疫办法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反过来,其不仅会给大众有关疾病如何产生的错误印象,同时也会传达出一种不当信息:“零号病人”是带来疾病的“元凶”。

  杜加最早感受到因背负“零号病人”的称号而带来的痛苦。当“零号病人”的误读被传出后,非议和冷眼扑面而来,杜加因病重离世。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兰迪路席尔茨(Randy Shilts)出版的《世纪的哭泣》,进一步激化了偏见。他在书中频繁使用“零号病人”的说法,还将杜加描写成一名滥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会者,先后与2500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后,《纽约邮报》等媒体的共同参与,让人们更加确信杜加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罪犯”。

  杜加的名字在长达30年内都与HIV挂钩,他的家人也受到歧视和辱骂。直到近些年,“平反”的声音才开始加强2500名性伴侣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杜加成为众矢之的,很可能与其接受调查时的积极态度不无关系。

  影响不止涉及某个个人或者家庭。在埃博拉病毒“首例病人”被确认来自几内亚的小村庄Meliandou后,这里的农民失去了他们仅有的生存依赖。据《卫报》报道,一名当地官员透露,不仅其主要产出菠菜、谷物、大米、香蕉等作物再无人问津,当地人更是出于害怕烧光了所有家当。“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加贫穷了。”他如是说。

  实际上,在不少专家看来,“零号病人”并非“凶手”,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更倒霉的你和我”。作为研究的辅助工具,这个称号应该被控制在研究范围内,而不应被附加更多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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